20世纪上半叶，欧洲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不仅夺去了数千万人的生命，还摧毁了一些国家的生产能力和物质财富，导致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二战后，欧洲国家反思战争教训，开始探索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欧元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美国经济学家巴里·艾兴格林表示：“从本质上讲，欧元是一个政治项目。”其中，法国是欧洲经济金融合作的最早发起者和最积极推动者。相比之下，德国显得更加被动一些。故事要从欧洲煤钢共同体说起。欧洲煤炭和交流共同体的主要捍卫者是法国政治经济学家让·莫内。莫内认为，对神父的某种形式的“公共控制”为了避免两国未来再次发生战争，德国和德国的重工业是必要的。这一愿景后来成为法国政策的基础。 1952年，除法国和德国外，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也加入了欧洲煤钢共同体。 1957年，六国签署《罗马条约》，建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自由贸易从煤炭、钢铁产品扩展到货物、服务、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欧盟委员会于 1969 年发布的《巴雷报告》以后来成为法国总理的雷蒙德·巴雷 (Raymond Barré) 的名字命名。它的创建者是以巴雷先生为首的一群法国技术专家。巴雷报告呼吁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协调经济政策，并提出采用单一欧洲货币的可能性。但德国反应谨慎，不愿意做出太多的让步。此后十年唯一值得写的成就是1979年正式启动的欧洲汇率机制。换句话说，各国货币的汇率围绕欧洲货币单位（ECU，简称“ECU”）的中央汇率在一定范围内波动。整个20世纪80年代，欧洲的货币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并不顺利。根本原因是德国人无意放弃德国马克，并效仿其他国家，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他们无意采取财政政策。他们也不想作为贸易顺差国家承担支持弱势国家货币的责任。 1989年11月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欧洲单一货币进程的转折点。 20世纪90年代初，正值德国统一的关键时刻美国和苏联表示支持，但只有法国坚决反对。为了换取法国的支持，一直不愿追求货币联盟的德国终于软化了，法国也改变了支持德国统一的政策。自此，创建单一欧洲货币的进程开始加速。 1992年初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分三个阶段建立共同货币。核心条款是，通货膨胀率、长期利率、财政赤字率和债务比率等指标必须向参加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国家趋同。 《五月条约》的另一条经常被忽视的条款是，欧盟或欧洲中央银行不能向整个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或个别成员国提供援助或做出财政承诺。我参加舞会伊兹要承担责任。此后，直至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创建，经济趋同的情况并不真正理想。南欧国家也为了加入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而进行金融欺诈。因为加入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直接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能够“匹配”德国的高信用评级将显着降低南欧的债券利率，为各国政府继续提高支出提供有利条件。涉嫌诈骗的名单很长；欧元区第三大国意大利位居榜首。德国政府2011年公布的档案文件显示，1994年至1998年，德国在了解意大利真实经济状况的情况下，仍然邀请意大利作为第一批加入欧元区。感谢意大利的“前车之鉴”，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等国并没有感到心理上的困扰制定经济指标时的压力。欧元诞生之前，在德国一直遭到公众、学界甚至政界的强烈反对。 1998年1月上旬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70%的德国人反对欧元，只有少数人接受欧元。是26%。也许只有德国的制造业和出口部门支持欧元的创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德国马克的持续升值令制造业和出口部门感到担忧。德国商人对于南欧国家和法国货币的不正常贬值一直抱有强烈的反对态度。这只能通过不断提高产品的生产率和竞争力来解决。对他们来说，推出欧元的好处显然大于风险。从美欧关系来看，欧洲国家发起“一带一路”倡议的另一个目标是：欧元就是要打破美元体系的依赖。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这种需求变得更加迫切。 1974年后，德国马克兑美元持续被动升值，强化了德国建立独立于美元的欧洲货币的愿望。在这一点上，德国和法国相处得很好。 2、1999年1月1日，欧元诞生。不可否认，就国家间经济关系而言，欧盟是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然而，欧元区在财政一体化方面的进展明显滞后。德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认识到财政一体化的必要性，《五月条约》的理论设计和条款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即使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时任德国央行行长的卡尔·布列松 (Carl Bresson) 也指出，如果没有一个全面的政治联盟，“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包括贸易、货币、财政、社会和工资政策）不可能实现。”欧元诞生的第一个十年，从1999年到2009年，是其发展的黄金时期。2008年7月，欧元兑美元汇率达到1.6的历史新高。然而，不平衡和分歧却在悄然累积。在法国，从1973年到1998年底，欧元相对于德国马克贬值了6倍，总计贬值了52%，显然，欧元的创建并不会自动抹平这种竞争性差距，相反，随着货币贬值形式的外部调节手段的丧失，两国之间的失衡可能会加剧。只能通过内部政策调整来解决。各国政治家和政治人物做出调整的压力可想而知。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又称“欧洲五大债务国”）更难与经济发达的北欧生态国家“合作”。欧元诞生初期，南欧国家经历了低工资、低物价、低利率、大量资本流入的发展黄金时期。内需旺盛，经济增长加快，失业率下降，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社会福祉改善。这种繁荣给欧元带来了赞誉。然而，高增长伴随着过度消费、高通胀、财政赤字率和政府债券利率上升。南欧国家信贷泡沫和房地产泡沫开始出现，经常项目赤字开始积累，经济过快增长。过热了。然而，欧洲央行主要根据欧元区的通胀率制定货币政策。这种“一刀切”的货币政策显然对南欧国家来说是一种工具，无助于解决经济过热问题。相反，它会继续鼓励泡沫的膨胀。南欧国家经济失衡日益严重，表现为部分国家经常项目赤字率、财政赤字率、公共债务率较高，资产泡沫严重。经济失衡也给银行业不良资产带来了巨大压力，政府为救助国内银行而投入的财政支出扩大了公共债务比率。相对而言，德国、荷兰、奥地利、芬兰等国各项经济指标均较好。但德国人也不满意。德国经济学家汉斯·韦的研究rner Sinn显示，1995年至2007年间，德国经济仅增长21%，低于欧元区31%的平均水平，而爱尔兰的增长率更高，为129%，西班牙和希腊为55%，葡萄牙为33%，只有意大利低20%。对南欧来说“太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德国来说“太紧”。欧元诞生十年来，德国间接为欧洲经济货币联盟付出了代价。 2009年10月，希腊公开承认金融违规行为，引发主权债务危机和欧元危机。此后，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相继陷入危机。再加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些国家已经失去了全球竞争力。基本输了。保存还是不保存？如果我们自救，就违反了长期以来“不救援”的规则。毫无疑问，如果我们不拯救欧元区，欧元区就会崩溃。德语默克尔总理当时明确承认，救援费用将主要由德国承担。德国国内对此次救助遭到强烈反对，认为此举违反了德国宪法、五月条约和里斯本条约的“不救助”条款。德国工业界也扭转了对欧元的支持，甚至提议建立以德国为首的“北欧元区”和以法国为首的“南欧元区”。 2010年5月欧盟峰会上，法国前总统萨科齐被德国的态度激怒，一度“摔门而出”，威胁退出欧洲经济货币联盟，使欧元区濒临生存边缘。默克尔政府选择了两害相权取其轻，接受了救助，但东道国必须接受一系列严格的条件。一揽子援助计划包括财政和货币类别，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联合推出总额7500亿欧元的救助基金。针对希腊和爱尔兰的首个“支持计划”金额达1950亿欧元，随后对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的支持资金金额近1100亿欧元。 2010年5月以来，欧洲央行也通过直接购买危机国家债券的方式实施救助措施。截至2013年底，通过欧洲央行向“欧洲五国”提供的信贷总额达6130亿欧元。三边欧债危机爆发十多年后，仍然存在积极的一面。通过持续去杠杆、结构调整和再平衡，危机国家经济形势有所改善。经常项目赤字率、财政赤字率下降，经济恢复正增长。到 2017 年，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ain 已基本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另一方面，爱尔兰表现最好。到 2019 年，GDP 比经济衰退前的 2007 年增长了 63%。 2021年，德国国债收益率与除希腊外的其他四个国家国债收益率之间的利差将为0.5个百分点，目前已再次收窄至1.5个百分点的区间。自2023年下半年以来，希腊也萎缩了约1.2个百分点。尽管欧元最终克服了困难，但其未来仍不容乐观。法国将自己视为欧盟的“政治引擎”，而德国则将自己视为“经济引擎”。用于应对欧债危机的法国和德国支付的发明模式正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对于新一代德国领导人来说，保留或放弃欧元不再是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而是权衡成本与收益的问题。另一方面另一方面，法德内部，特别是邻国也存在反对一体化的声音。作为欧元区第三大国，右翼政党在2022年9月大选中的胜利就是证明。因此，法德关系及其合作态度将是决定欧元未来走向的重要内部因素。欧洲在国防上对美国的依赖，使其难以在政治和外交政策上拥有独立立场。这就决定了欧元接近于“本国货币”，很难成为外币的“锚”。它来自于欧洲。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爆发时，欧洲效仿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导致国内能源价格飙升、通胀上升、人民生活蒙受损失。一些制造业开始计划离开欧洲欧元兑美元汇率继续下跌。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很难确定欧元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人们有期望。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作者：潘英丽苏立峰）
（编辑：王菊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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